很早之前对艾未未老师做过长时间的采访。终于从时不时死机的电脑里翻出文档出来。看着极其亲切。自我感觉良好，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采访者。但是回头看这样的文字，却发现语境完全变了。2004年想了解的是一个作为艺术家的艾未未和他纽约的生活，而今天，更想了解作为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混合身份的艾未未。因此这段文字就意义薄弱了。

我在纽约有一个大的状态。

这和我去美国的理由有关，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理由，我想主要是这种理由决定了你的状态。我1981年去的美国，应该是1980年左右决定的。当时我在国内做一些艺术，主要是画画之类，在北京电影学院。可是当时我对学院，对整个社会的状态，非常地感到很不和谐，很不舒服。说起来可能比较长了，中国在我们成长的那段历史，经历了很多特殊的事情。1978年大学恢复招生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疯狂地挤进了学校。但是让我失望的现象是，年轻人更多的是关心个人的前途，他们终于获得了自我完善的机会，但对当时的整个社会现况，没有任何觉悟。这让我很难接受。首先我对我个人将来会怎样没有想过，这种个人完善的企图我没有，也没有多大兴趣，同时我又觉得，整个社会那种麻木的状态，完全没有是非，没有使社会变得更合理或者更有理性、自由的状态——当时几乎没有这种希望。

所以我那时很希望到国外去做一个艺术家，这不是来自于对艺术的爱，而是对现实的躲避，而作为艺术家，使我选择一个比较符合自己的过日子的方式。我去美国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自由，所谓的自由，就是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行为。而美国的财富、机会、成功的可能性，对这些我没有要求，没有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不是我期盼的，可能是年轻气盛，所以对此不屑一顾。

同时代同去的人中间，和我一样的不多，我当时看到更多的留学生是非常艰苦地学习、工作，为了获得稳定的地位，为了获得美国社会的价值——美国梦，包括稳定、经济来源、西方社会认同的社会地位。

这和我要的没有关系。很快我就放弃了上学的机会，基本上是在社会闲呆着，大多数时间是无事可做的，除了必要的代价让我维持生活。我从来不选择什么特殊工作，只是选择不连续、方便的工作，打扫卫生、带小孩、除草、修路、修复古董、刷墙、画画、拍记录片，还涉及一些服装道具以及做歌剧的群众演员等，现在想起来每件事之间都没有关系，几乎是很随意的，这些基本保证我不必找一个固定工作而能生存下去。其它的事情就是看展览，和朋友聊天，出去玩，逛街，无所事事的状态。还有一些其它事情就是你看过的摄影等。

这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同一种状态下做的，就是不希望生活有什么清晰的目的，也不希望去建设一种生活的品质或者任何计划——而且我长期形成特别害怕计划、规律性的生活，我基本不相信美国社会还有价值观等内容对我有什么益处，也没有考虑发展的问题。一个个人化的状态，是当时唯一比较明显的特征。

做艺术那块，我刚去纽约的时候还是很猛的，可以说是毫不妥协地想做艺术，一个纽约的很投入的艺术家，当时对每一个展览，每一个艺术活动的投入都是很强的。后来对此抱有很强烈的怀疑态度，基本上什么都没做，很长时间都没有绘画——画画这种方式很长时间对我都失去了吸引力。我1983、1984年的时候开始接触装置艺术的范围，我对不同材料、不同物体，对物质、材料、环境的可能组合，这种仪式性的组合有了很强的兴趣，后来接触很多与观念艺术有关的东西，包括杜尚的一些作品，对此我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我是1983年后开始做一些装置，非常断断续续的，我是一个没有连续性地做一件事情的人，我没有那种工作状态。我通常会很几个月很疯狂地投入，完成以后这件事情又彷佛对我不存在一样，我又做别的事情去了。

我在纽约的那些作品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只有少数几个反映了我当时的状态，我保留下来，其它的都销毁了。当时在纽约我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展览结束以后作品由艺术家拿回家，我在场馆门口直接将那些东西扔进垃圾箱里面了。我在纽约搬过十次家，丢掉了很多东西。我对我的作品没有其它一些艺术家那样的自恋，通常是做之前觉得有必要，做完后连这种必要性都没有了，它们只是一个行为过的痕迹，一件东西。

那是在纽约时，我有一个录音机，是电话里面用来录音留言的那种。我就一段老版的毛主席语录的朗诵带子。当时美国有一个共产党书店，在那里可以买到一些文革的老唱片。所以别人打我电话时，电话留言里面都是东方红、毛主席语录之类，给我打电话的人都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纯正的录音。

如果重新来一遍，我想我能有更好的采访结果出来。在准备当时的文章时，特地去翻了冯小刚记录艾未未的一段，还摘录了出来，正好一并分享在这里：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开着车拉着马晓晴和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495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一段时间，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马晓晴，开着车到处乱蹿，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惧。

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租来的出租车，车门上还印有每公里的单价，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车，有时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酒吧出来，兴致所至，我们也会载她们一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分手时，我们和姑娘们都会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路，所以老得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有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就一脚油门轰到海里去。在岸边我刹住车以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去的感觉。平常开车，他也老说:撞一次吧，求求你，快点再开快点。久而久之，弄得我心里也跟着了火似的，老觉得自己开的是装甲车。终于有一次在长岛，喝了几口酒，在停车场附近，试着以20公里的时速行进，不踩刹车撞向一个小土坡，其产生的冲力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100多公里的时速撞车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一段时间，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

艾未未是郑小龙请来为剧组帮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画会”的主要干将，于1978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同期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大学读了不到两年，烦了，觉得没劲了，毅然决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呆了12年。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也有光头党和爆走卒，同时那一带也是纽约贩卖来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带的黑人兄弟亲如一家，彼此见面，不是FUCK这个，就是FUCK那个。他喜欢恶作剧，善于随心所欲地把两种不相干的事物嫁接到一起，使它们产生一种新的含义。比如说:他会把一个篮球装进一只编织袋中，从楼顶上抛下，看着一只编织袋在街道上弹跳，令许多不知其中奥秘的行人纷纷驻足观望，百思不得其解。再比如:他从黑人手里买到一张文革时中国出版的塑料唱片，内容是，中央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朗读的毛泽东著作《老三篇》。艾未未找来老式唱机，接上喇叭，开足音量，让毛泽东思想嘹亮地响彻在纽约的第七街上。

艾未未为人仗义，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九二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刚坐下，就被艾未未从后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脑袋套上，一边拧紧塑料袋憋得韩国人满脸通红，一边对我说:这小子是个贼，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东西。韩国贼拼命挣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说了一串韩国式的英语，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了艾未未。

韩国贼诚恳地说:我今天没偷东西，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12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也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他强调说: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对我们说，他车上的一个价值200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未未听到后，出去转了一圈，只花10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来了一个音响，送给了李争争。李争争看见之后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个。

冯小刚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在艾老师的照片里有一张他当年拍《北京人在纽约》时混迹纽约的照片，那张照片当时我记录下来的图注是：

冯小刚在时报广场。坐在一辆租来的出租车上，感受着大都市的繁华。在42街，百老汇。他整个拍电影的时间，都是开着这辆出租车，我们一起跑遍了纽约的每一条街，一个英文字不识，没有执照的情况下，租着这个黄色的出租车，雪福莱。

艾老师在纽约拍摄的照片，后来在三影堂有个比较完整的展览，《艾未未：纽约1983~1993》，展览当时《南方周末》做了一个精彩的采访：纽约1983-1993：艾未未“那些烂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