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了不起的老婆，8斤多，顺产。毛豆是个小男孩

很早之前对艾未未老师做过长时间的采访。终于从时不时死机的电脑里翻出文档出来。看着极其亲切。自我感觉良好，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采访者。但是回头看这样的文字，却发现语境完全变了。2004年想了解的是一个作为艺术家的艾未未和他纽约的生活，而今天，更想了解作为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混合身份的艾未未。因此这段文字就意义薄弱了。

我在纽约有一个大的状态。

这和我去美国的理由有关，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理由，我想主要是这种理由决定了你的状态。我1981年去的美国，应该是1980年左右决定的。当时我在国内做一些艺术，主要是画画之类，在北京电影学院。可是当时我对学院，对整个社会的状态，非常地感到很不和谐，很不舒服。说起来可能比较长了，中国在我们成长的那段历史，经历了很多特殊的事情。1978年大学恢复招生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疯狂地挤进了学校。但是让我失望的现象是，年轻人更多的是关心个人的前途，他们终于获得了自我完善的机会，但对当时的整个社会现况，没有任何觉悟。这让我很难接受。首先我对我个人将来会怎样没有想过，这种个人完善的企图我没有，也没有多大兴趣，同时我又觉得，整个社会那种麻木的状态，完全没有是非，没有使社会变得更合理或者更有理性、自由的状态——当时几乎没有这种希望。

所以我那时很希望到国外去做一个艺术家，这不是来自于对艺术的爱，而是对现实的躲避，而作为艺术家，使我选择一个比较符合自己的过日子的方式。我去美国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自由，所谓的自由，就是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行为。而美国的财富、机会、成功的可能性，对这些我没有要求，没有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不是我期盼的，可能是年轻气盛，所以对此不屑一顾。

同时代同去的人中间，和我一样的不多，我当时看到更多的留学生是非常艰苦地学习、工作，为了获得稳定的地位，为了获得美国社会的价值——美国梦，包括稳定、经济来源、西方社会认同的社会地位。

这和我要的没有关系。很快我就放弃了上学的机会，基本上是在社会闲呆着，大多数时间是无事可做的，除了必要的代价让我维持生活。我从来不选择什么特殊工作，只是选择不连续、方便的工作，打扫卫生、带小孩、除草、修路、修复古董、刷墙、画画、拍记录片，还涉及一些服装道具以及做歌剧的群众演员等，现在想起来每件事之间都没有关系，几乎是很随意的，这些基本保证我不必找一个固定工作而能生存下去。其它的事情就是看展览，和朋友聊天，出去玩，逛街，无所事事的状态。还有一些其它事情就是你看过的摄影等。

这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同一种状态下做的，就是不希望生活有什么清晰的目的，也不希望去建设一种生活的品质或者任何计划——而且我长期形成特别害怕计划、规律性的生活，我基本不相信美国社会还有价值观等内容对我有什么益处，也没有考虑发展的问题。一个个人化的状态，是当时唯一比较明显的特征。

做艺术那块，我刚去纽约的时候还是很猛的，可以说是毫不妥协地想做艺术，一个纽约的很投入的艺术家，当时对每一个展览，每一个艺术活动的投入都是很强的。后来对此抱有很强烈的怀疑态度，基本上什么都没做，很长时间都没有绘画——画画这种方式很长时间对我都失去了吸引力。我1983、1984年的时候开始接触装置艺术的范围，我对不同材料、不同物体，对物质、材料、环境的可能组合，这种仪式性的组合有了很强的兴趣，后来接触很多与观念艺术有关的东西，包括杜尚的一些作品，对此我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我是1983年后开始做一些装置，非常断断续续的，我是一个没有连续性地做一件事情的人，我没有那种工作状态。我通常会很几个月很疯狂地投入，完成以后这件事情又彷佛对我不存在一样，我又做别的事情去了。

我在纽约的那些作品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只有少数几个反映了我当时的状态，我保留下来，其它的都销毁了。当时在纽约我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展览结束以后作品由艺术家拿回家，我在场馆门口直接将那些东西扔进垃圾箱里面了。我在纽约搬过十次家，丢掉了很多东西。我对我的作品没有其它一些艺术家那样的自恋，通常是做之前觉得有必要，做完后连这种必要性都没有了，它们只是一个行为过的痕迹，一件东西。

那是在纽约时，我有一个录音机，是电话里面用来录音留言的那种。我就一段老版的毛主席语录的朗诵带子。当时美国有一个共产党书店，在那里可以买到一些文革的老唱片。所以别人打我电话时，电话留言里面都是东方红、毛主席语录之类，给我打电话的人都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纯正的录音。

如果重新来一遍，我想我能有更好的采访结果出来。在准备当时的文章时，特地去翻了冯小刚记录艾未未的一段，还摘录了出来，正好一并分享在这里：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开着车拉着马晓晴和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495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一段时间，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马晓晴，开着车到处乱蹿，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惧。

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租来的出租车，车门上还印有每公里的单价，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车，有时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酒吧出来，兴致所至，我们也会载她们一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分手时，我们和姑娘们都会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路，所以老得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有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就一脚油门轰到海里去。在岸边我刹住车以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去的感觉。平常开车，他也老说:撞一次吧，求求你，快点再开快点。久而久之，弄得我心里也跟着了火似的，老觉得自己开的是装甲车。终于有一次在长岛，喝了几口酒，在停车场附近，试着以20公里的时速行进，不踩刹车撞向一个小土坡，其产生的冲力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100多公里的时速撞车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一段时间，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

艾未未是郑小龙请来为剧组帮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画会”的主要干将，于1978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同期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大学读了不到两年，烦了，觉得没劲了，毅然决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呆了12年。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也有光头党和爆走卒，同时那一带也是纽约贩卖来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带的黑人兄弟亲如一家，彼此见面，不是FUCK这个，就是FUCK那个。他喜欢恶作剧，善于随心所欲地把两种不相干的事物嫁接到一起，使它们产生一种新的含义。比如说:他会把一个篮球装进一只编织袋中，从楼顶上抛下，看着一只编织袋在街道上弹跳，令许多不知其中奥秘的行人纷纷驻足观望，百思不得其解。再比如:他从黑人手里买到一张文革时中国出版的塑料唱片，内容是，中央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朗读的毛泽东著作《老三篇》。艾未未找来老式唱机，接上喇叭，开足音量，让毛泽东思想嘹亮地响彻在纽约的第七街上。

艾未未为人仗义，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九二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刚坐下，就被艾未未从后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脑袋套上，一边拧紧塑料袋憋得韩国人满脸通红，一边对我说:这小子是个贼，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东西。韩国贼拼命挣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说了一串韩国式的英语，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了艾未未。

韩国贼诚恳地说:我今天没偷东西，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12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也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他强调说: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对我们说，他车上的一个价值200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未未听到后，出去转了一圈，只花10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来了一个音响，送给了李争争。李争争看见之后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个。

冯小刚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在艾老师的照片里有一张他当年拍《北京人在纽约》时混迹纽约的照片，那张照片当时我记录下来的图注是：

冯小刚在时报广场。坐在一辆租来的出租车上，感受着大都市的繁华。在42街，百老汇。他整个拍电影的时间，都是开着这辆出租车，我们一起跑遍了纽约的每一条街，一个英文字不识，没有执照的情况下，租着这个黄色的出租车，雪福莱。

艾老师在纽约拍摄的照片，后来在三影堂有个比较完整的展览，《艾未未：纽约1983~1993》，展览当时《南方周末》做了一个精彩的采访：纽约1983-1993：艾未未“那些烂事儿”。

用“来劲了”形容艾未未在裸现场的招呼也许是恰当的，那些裸的人中间，有些是带着强烈革命热情的，以“身体的自由”来鼓乎，即便如此，也是认真游戏的态度。其它的人，有客随主便型，既然招呼了，那就自然而然脱了；有勉强型，好吧，大家都这样了，我是不是也得这样；有探索型，看看自己是否能够有充足的勇气。总之，这是一个游戏现场而已。

需要理解“游戏”，而非理解“革命”。“裸”只有变成游戏，才能进入日常，才能平常，才能发挥实质的变化，“革命”从开始到现在都更加像“只是旗帜”而已，那些高兴地在周边呼喊意义的人会失望的。

只是好玩而已，才能平常，才有机会日常。

就像blog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将它日常化，而非革命化，前者才能教会每个人掌握发言工具，习惯发言，将发言变成日常行为。于是，twitter也应该是日常，网络也应该是日常。以前将blog当成革命，现在将twitter当成革命，或者将整个网络当成革命，就是把“日常”旗帜化，从而失去了平常心态，也就损害了日常。

你相信没有内化的变革么？我不相信。因此我更在意那些能推进日常变化的东西，也珍惜这样的日常。

所以当看到试图将日常变成革命的时候，我就想，他们在伤害变革，我进而恶意揣度，挥舞旗帜的人是智力有不足还是想聚集不可能的光辉呢？

写blog是日常，twitter是日常，翻墙是日常。连岳的专栏和书是日常，冉云飞的日拱一卒是日常。日常孕育变革，小心翼翼闪躲腾挪地日常着。

Google放弃“谷歌”，即放弃中国业务，引发了很多讨论。其中有一些声音颇为诡异，比如说是故作姿态，说是心理战，说是一种谈判策略，说是失败者找了一个特别的理由，说放弃这个大市场一定会后悔……在这些近乎“污水”的说法背后，我的感触是：成功是一种执念。

这不是针对这个具体的事情。在过去几十年的教育里面，我们一直延续了一个政治的教育，这个毋庸多言，只需要提醒一点：政治教育里面包含了大量道德，但是没有“商业道德”，或者说，也缺乏普世价值的教育。

同时，我们有一个不规范的“商业教育”，在过去几十年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一切向钱看”，提供了一个最大的处事原则。“成功导向”伴随着中国在世界上获得的所谓成功融入到我们的骨髓里。因此，在这个核心价值上延展出来了很多判断、方法和价值诉求。几十年的“成功学”教育洗脑的结果，“成功”这个执念很容易让人变成一个唯利益者，一切判断的标准围绕利益，并以此衡量别人。

因此，在对google退出中国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法站在“非成功”的价值位置上做判断和分析。这样，才会产生上述各种说法。

“成功”已经成为一种执念，在这个执念下，才有了“谷歌”这个有些畸形的状态，违背了“google”的很多价值。李开复就是有“成功”执念的，唐骏也有成功执念——有网友总结这些是“励志”型的人物，大概“励志”的核心就是成功指向。

因此，我们需要放弃成功这个执念。我们经常因为“成功”这个执著心，改变自己的价值判断，降低道德期许。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的拾荒者和他自己，履行了一种不合作的方式，游荡，从而游离于体制之外，这就是放弃“成功”。陷阱之巨大在于，你的努力和积极作为就在为体制添砖献瓦。是以，必须先放弃成功之执念，才能找自己的位置和方法。

我们喜欢孙悟空，期待着能有一只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摧枯拉朽一般将那高高在上的天庭一顿棍棒，打得七零八落。这只猴子大概不可能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但是互联网上的声音如果集中在一起，可能就声如雷动，会起到某些效果。“雷”这个词是如此之互联网，所以将我们的猴子命名为“雷猴”。

我以前有收藏“三不猴”，觉得那是一种人生智慧，希望能警醒自己，将年轻的棱角尽可能磨去，更好地融入到这个社会之中。还好，我一直没有变得“世故”起来。

我感谢twitter，能够让我更可能多地保持正视、兼听和直言这样的品格，所以，以“雷猴”献给twitter，献给晓波·刘。

下面是雷猴的介绍：

雷猴

中国古代有“三不猴”之说，三只猴子分别捂着眼睛，捂着耳朵和捂着嘴巴。这有说这意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在宗族、邻里文化的背景下，这原本是一种处世智慧。但随着演变，一切都是“安全第一”，“三不”变成了一种消极、逃避、不关心他人的人生规则，深深浸入我们的日常行为中，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出离了“三不”的生活内容。

公民社会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你必须关注社会事务和公共利益，必须关照他人，为此你必须发表意见，积极表达，坦率真诚。只有这样，我们大家和你自己才可能从中受益。原则上，我们无可逃避，每一个收到伤害的个体都可能是我们自己，因为，缺乏民主表达和权利保障，我们不可能真正“安全”。

“雷猴”以一个在看、在听、在说的形象来表达“正视”、“兼听”、“直言”这样的价值观和处世方法——这是公民社会的基础，自由和权利需要每个人来守卫。

雷猴徽章已经出品，奇遇花园咖啡馆有售。恩，打算做更多雷猴产品。这只猴子是咖啡馆店长魏涛做的卡布奇诺咖啡的拉花，准确地说是雕花，在年末我们做纪念品的时候，正好看到了三只猴子还有twitter上的黄丝带…于是，这样一只雷猴就出现了。

更正：强推下面这个汉字，更能代表2009。

——————我是修改分割线—————–

今天胡泳老师在奇遇花园咖啡馆参加“ngo奇遇沙龙”，说到“年度汉字”，不仅回想起之前几年对年度汉字的讨论，这彷佛已经快要成为经典话题了。只是说起来很悲哀，因为第一次讨论时就已经有“GFW”这个东西吸引大家关注并且很多票投给了它，那个时候我用的字是“封”。

“封”不仅在互联网上，也在现实生活中。所以，胡泳今天所支持的“墙”字也一样，它在线上和线下都存在，以不同的机制和方式。我有点愿意将票投给“翻”，因为从来没有今年这样，那么多人学会了使用代理，学会了翻墙，了解了tor和其它各种小工具；从来没有今年这样，那么多人学会了修改hosts，那么多人了解api并且使用各种api的twitter访问方式。线下也一样，很多人在思考如何在生活中“翻墙”，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所以，我选的2009年度汉字就是“翻”。而且我希望提倡一种“翻”的“方法论”，有时候，对抗产生的是烈士，我们更加需要方法、机智、幽默、解构、游击……这样，力量才能积蓄起来以对社会产生更大价值，让社会有机会变得更加美好。

是的，很多人采用了“推”的方式，更有典型的人物代表比如艾老师，向他和他们致敬。不仅是这种面对现实的“推”，更重要的是以twitter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工具、社团方式、即时沟通预示着更强大的交流和力量，而且，它在自身、媒体、社群和社会各方面确实产生了价值，同时描述出一个在线的未来。

twitter上一个朋友问，什么时候年度汉字才能是“倒”啊？

一个小朋友，soyongsogone，愣愣地就在im上和我聊，然后上课怪怪的，写的作业很特别的好。突然有一天染了一头黄毛。然后突然有一天说想好好学习。

她给奇遇花园准备的国庆假期放映实在让人意外得很，选片很不错，而且文字真的很有力量。忍不住转帖在这里表扬下。

第一期 Vol.1 【10月2日】

• 和Jim幻出十里长蛇驾月夜奔马 － the Doors
• 和Sid跨过湍急生命再死于华年 － Sid and Nancy
• 和Ian崩坏亲情爱情的平衡支点 － Control

第二期 Vol.2 【10月4日】

• 和Kurt捱到胃痛折磨成安湎之钟 － Last Days
• 和Bob登上灰色迷雾中回忆列车 － I’m Not There
• 和Pink陷入孤独压抑的成长之痛 － Pink Floyd the Wall

第三期 Vol.3 【10月6日】

• 和John唱响爱与和平后拥抱洋子 － Imagine: John Lennon
• 和Mick目击壮举悲剧于一时并行 － Gimme Shelter
• 和Pepers飞跃蓝色恶魔的密集炮火 － Yellow Submarine

第四期 Vol.4 【10月8日】

• 和Ryuichi驻守爪哇俘营过悲喜圣诞 － 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
• 和David继承王尔德式的天鹅之歌 － Velvet Goldmine
• 最后再和一条不晃不痛快的电台船扎进翻滚不停的太平洋 － the Boat that Rocked

前言写得也还好，比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写的肯定要好多了。

一个摇滚时代的辉煌是在它暗淡的背景下凸现出来的，这个时代中的那些熠熠闪光的人，就像一个个氢原子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聚集在一起爆发出了无穷的力量。

60 年代是一个理想与激情交织的年代，其中音乐对青年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强烈，摇滚乐就是从那个时代孕育而生，它的宣泄与质问都成为青年面对社会的武器。在那之前的二十年，美国人忙着从经济大萧条的余韵中恢复，英国人熬过战争、迫不及待地重建和平年代的生活，在那个婴儿潮出生的孩子们，统统在六十年代进入了叛逆、迷乱的青春期：他们的声音来自金斯堡的嚎叫，他们的眼睛映着自凯鲁亚克旅途中紫罗兰色的天空(control)，每一个人都用年轻的生命经受着战争遗留的痛苦后果，在这个时代发出整齐划一的反战呼声。列侬和洋子的床上反战运动(Imagine: John Lennon)，鲍勃迪伦，约翰•飞利浦斯和鲍勃•马里忧伤但又拥有直指人心力量的反战颂歌(I’m Not There)，69年50万人参加、100万人堵在路上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四个月之后意义同样重大的滚石美国公益巡演(The Doors, Gimme Shelter)。一个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拼凑成一副巨大的斑斓的摇滚乐地图，给迷失的孩子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Yellow Submarine)。

此后的几十年中摇滚乐的发展和普及就像致密的经络遍布地球表面。一时间涌现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各自拥有绝世独立的音乐风格和个人魅力，唯一共同的特点、同时也是摇滚乐的精神本质，就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实和勇敢，他们心中充满了力量。每个时代都有无数人跟随他们的脚步踏上这光荣的荆棘路，保持年轻，保持愤怒，保持着一双澄明的眼睛注视这个世界。

嗯…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广告……欢迎来奇遇花园咖啡馆度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摇滚假期。

文案的最后一句是：一个假期的天翻地覆眼泪横流，不如一起吧。